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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項是生活在西北草原的一個古老民族，對于其與中原地區(qū)的關系，《隋書》和《舊唐書》的《黨項傳》都有所記載。這些歷史記載說明了幾個問題，一是黨項的起源是十分久遠的，且與中原地區(qū)有密切關系；二是南北朝時期，黨項見“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與中原王朝頻繁接觸；三是至少在隋朝時期，黨項社會還處于相當落后的階段，生產生活方式以游牧為主；四是到了隋朝，逐漸有黨項部落內附中原王朝，有了定居意愿，并以朝貢形式體現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認同。因此，在唐初有大批黨項人內附，其社會形態(tài)發(fā)生飛躍，認同也隨之增強，為黨項建立地方政權打下了基礎。

　　應該說，黨項社會發(fā)展的每一步，都體現著對中華文化認同的因素。

　　從唐朝初年開始，黨項一方面受到吐蕃崛起擴張的壓力，另一方面受到唐朝強大政治文化的感召和優(yōu)撫，各部紛紛歸附唐朝，接受唐朝的羈縻管理，認同唐朝的統(tǒng)治。貞觀五年（631年），唐朝在河曲地區(qū)設置了多個羈縻州，收容內附的黨項人口達34萬。此后，一直幫助吐谷渾與唐作戰(zhàn)的黨項拓跋部首領拓跋赤辭也率部歸附唐朝。唐朝遂在其居住的地區(qū)分設多個羈縻州，以拓跋赤辭為西戎州都督，賜國姓李，受松州都督府節(jié)制。

　　在這一時期，黨項社會開始從早期的以血緣關系組成的氏族部落形式，逐漸被地域性的羈縻府州縣所取代，在“爰受冠帶，并服征徭”的新的條件下（《全唐文》卷751），生活在同一地區(qū)的不同族姓部落逐漸聯(lián)合，形成了地域性的部落集團。

　　隨著遷徙到更接近中原的地區(qū)，黨項人越來越多地接觸到先進的生產技術和高度發(fā)展的文化，進一步深化了其文化認同，有力推動了黨項社會進步。這時的黨項人除了從事傳統(tǒng)的狩獵、畜牧業(yè)之外，還有一部分人過上了農耕生活，手工業(yè)、商業(yè)也開始發(fā)展。

　　黨項人的文化認同，在推進社會迅速發(fā)展的同時，也為其在中原西陲建立地方政權奠定了物質和文化基礎。唐末藩鎮(zhèn)割據時期，黨項開始擺脫中原王朝的羈縻。

　　黑城遺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物和古籍。新華社發(fā)

　　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北宋政權，當時以拓跋彝殷為首的黨項夏州政權亦歸附宋朝，拓跋氏被賜姓趙，并追封拓跋彝殷為夏王。與此同時，另一位黨項首領李繼遷則在夏州組織武裝抗宋，依附遼朝，被封夏國王，周旋在遼、宋之間。

　　從李繼遷帶領黨項部落反抗宋朝，到其孫元昊公開稱“大夏皇帝”，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黨項迅速完成了從部落聯(lián)盟到帝制官僚政權的歷程，而這也是其不斷認同中華歷史文化、獲取文化資源的過程。宋仁宗時的重臣富弼說：“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保ā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5）意思是說，西夏在認同中華歷史文化的基礎上，按照中原政權的政治、經濟、文化模式，實現自身的發(fā)展。

　　李繼遷之后，其子李德明承繼其遺業(yè)，一方面穩(wěn)定與宋、遼的關系，從宋朝獲得豐厚的“歲賜”，以各種方式發(fā)展商貿和農業(yè)，出現“禾黍如云”的繁榮景象（《范文正公集》卷9《答趙元昊書》）；另一方面，學習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役民夫數萬，于鏊子山大起宮室，綿亙二十余里”，興建宮殿、宗廟、官署、館舍等，“大輦方輿，鹵簿儀衛(wèi)，一如中國帝制”（《西夏書事》卷9）。這些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使得黨項從政治形態(tài)到社會發(fā)展形態(tài)、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實現了極大發(fā)展。

　　西夏景宗元昊在先輩治理基礎上，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禮儀、文化制度，根據統(tǒng)治區(qū)域的特點，進行制度文化建設，包括升興州為興慶府、擴建宮城、廣營殿宇、新定官制、規(guī)定官民服飾禮制、建立年號制度、制夏字并設蕃漢字院等等，于1038年正式建立起西夏政權。概括而言，元昊建立西夏政權所體現的歷史文化認同意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其所建之國號曰“大夏”，具有明顯的“續(xù)統(tǒng)”意識。這除了有因襲東晉時赫連勃勃氏所建之“大夏”國號的含義外，更深層的含義是對中華歷史文化的認同。按夏者，義訓為大。孔穎達疏曰：“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夏?！薄墩f文·文部》云：“夏，中國之人也?！贝笙闹罡镜臏Y源，顯然是中國最古老的王朝——夏，而夏也是古羌人——黨項人的祖先活動的舞臺。

　　第二，元昊宣稱自己為皇帝，國號“大夏”，使用黨項語言則稱“兀卒”，意為“青天子”，而名其國曰“邦泥定國”（《宋史》卷485《夏國傳上》）。所謂“邦泥定國”，乃漢字“白上國”西夏文的音譯，帶有濃重的中華文化五行學說的意義。按五行之說，西夏國所在地位于中原以西，西方屬金，其色白。這種以金德自居的意識，顯然是受中華文化影響的產物。除此之外，西夏統(tǒng)治者以金德自詡的另一番深意，即表明其承繼唐之“土德”德運的政治統(tǒng)緒。

　　第三，元昊自稱“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這里強調的文、武、法、禮、仁、孝等，無一不是中華文化中最重要的倫理范疇，而所謂“天授”之說，亦是對中原王朝“君權神授”思想的繼承。

　　黨項統(tǒng)治者對中華歷史文化的認同，深深影響了西夏的社會文化。20世紀初，沙俄的柯茲洛夫從內蒙古額濟納的黑城遺址盜走了大批西夏文物和文獻。僅就公布的幾段詩歌和諺語看，諸如“羌漢彌人同母親”（黨項人自稱“彌人”），“一意治國學堯舜，一心治民循湯武”等，就能感受到黨項人以及西夏政權對于中華歷史文化的深刻認同。

　?。ㄗ髡呦当本煼洞髮W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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